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格局下，广州主要的枢纽功能必须通过开放式、扁平化、多节点的网络结构体现出来。图为番禺区的现代化城市景观。越良钊摄

　　广州新观察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被纳入国家战略，正在制订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覆盖9个城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前，在由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共同举办的“广州新观察”第十九次圆桌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着力打造粤港澳世界级湾区，不仅有助于促进和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更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放眼世界各国，湾区实际上扮演了国家创新发动机的角色。

　　那么，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中该怎么样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抓住我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战略以及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机遇，促进广州在下一步的发展？专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南方日报记者 刘茜

　　“湾区经济中心是由单一单体城市走向集群”

　　“湾区”一般指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由此衍生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全球较为明显的湾区有三个：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目前，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世界银行的一项数据显示，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屠启宇认为，湾区城市群，放在全球化深化这个背景来看，其城市组织形态应该是一个城市区域的崛起，单一城市已经“HOLD不住”所谓的全球性功能了。“整个区域不可能是单个城市来承担所有的全球性功能，在这个过程中，对区域来说是多个城市共同承担全球性功能。”

　　他举例说，旧金山湾区以及纽约湾区城市群，没有特强城市，只是相对强，城市都是在自然发育的过程中功能自然分工，寻找到在全球城市区域中自己具体的专长。

　　“早期的湾区作为龙头城市强调的是垂直分工。然后由一个龙头城市的转移到最后大家同步发展，纽约湾区中波士顿曾经位居首位，然后转移到纽约，后来波士顿又找到自己在文教方面的地位。最后大家水平发展，这样才有可能推进实际性多方共赢的合作局面。”屠启宇表示。

　　广东省政府参事陈鸿宇教授也认为，如今创新“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新领域的发展突破，也越来越依赖于若干城市、若干区域乃至全球各国的高效协作。只有创新链条上的各个主体秉持开放心态，共享要素资源，相互取长补短，在创新的步伐上更加协调，在创新的思维上更加协同，才有可能造就重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创新突破。

　　在陈鸿宇看来大都市圈的概念本身就需要有强大的产业群来支撑，强大的濒海产业集群、发达的经济网络，包括交通网络和供求网络和社会网络等。要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湾区城市群是一种形式，要有必备硬件，诸如人口集聚，国家核心区域，众多的多层级的城市，十分发达的交通设施枢纽，都市圈内外的经济社会联系等等。

　　“在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区域的核心区往往是多核的，而不是单核的。湾区经济中心是由单一单体城市走向集群。”陈鸿宇表示。

　　超级城市融合湾区才能做大做强

　　与会专家还认为，湾区实际上扮演了国家“创新发动机”的角色，既是创新迈向强国的推手，也是科技产业创新繁荣的标志。具体到国内，无论在地理形态上，还是从创新生态上考虑，最接近世界一流的科技湾区、最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科技湾区的地方，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的各个城市，都是创新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但香港、广州、深圳都是超级大都市，都有做龙头的想法。

　　屠启宇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在于空间压缩，这个区域，空间上11城市已经高度接近，交通已经基本是达成了同城。“最主要的矛盾是规则、边境隔离、一定意义的民心相异。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的更扁平式地融合在一起。”

　　陈鸿宇则认为，湾区经济的比较不在于大，而在于强，不在规模而在质量，不在单体城市而在城市群和产业群的集聚和扩散能力。“在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大湾区城市群的质量取决于要素集聚和流转的三层网络的密度和厚度，原有的核心城市比如说广州、深圳或者是香港，充分开放融入扁平化、多节点的网络结构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教授看来，争湾区龙头也是没有意义的。香港、澳门有很多方面还是比珠三角、比广州优越。发挥港澳的独特优势，这是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方向。“我们要想到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它们的独特优势，广州与深圳如何与港澳融合才能够成为创新中心。”

　　杨沐认为，对世界高科技人才、对世界资本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湾区。粤港澳湾区有发达的交通条件，能不能将大学、科研机构联成一个网、联成一个系统更为重要。他说，他熟悉的一位东京大学经济学家，去年在深圳就无人机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快作了研究，发现香港科技大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是共享型经济的受益者。他写成学术文章在日本发表，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杨沐提出，这种创新方式能不能成为粤港澳地区更广大的、更宽广的共同模式？这才是湾区经济下一步发展更重要的内容。

　　广州要明确自己在城市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专家们还认为，香港金融和科技服务业领先，深圳的创新生态完善，广州高校科研院所力量强大，且现代制造业发达，再加上通达全国、全球的海陆空交通货运，完全可以形成从研发、募资、制造、产业化到贸易运输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科技湾区形态。

　　陈鸿宇说，湾区有三个核心城市，都是超大型的，深圳、广州和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广州要确定自己的定位，确定在城市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广州的软对接中能够做什么呢？南方日报有一篇文章，就将大湾区比成一个足球队，有前锋、有后卫、有中卫、有守门员，非常好，没有说谁当队长。队长说大一些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陈鸿宇说。

　　陈鸿宇认为，大湾区三大超级城市是主要枢纽城市，而不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也不是龙头。要正确认识枢纽型网络城市的内涵，广州的主要枢纽功能必须通过开放式、扁平化、多节点的网络结构体现出来。信息化、全球化下的“枢纽”，是资源再次集聚和扩散的加速器、放大器和孵化器。

　　广州怎么做呢？陈鸿宇提出三个“更”——更加开放去行政边界，更趋扁平去权力中心，更多节点去单向集聚。他认为，香港、澳门在公共服务上做得很好，可以将他们的专业人才引进来，尤其是引到南沙，通过香港和澳门的作用，将整个湾区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广州的作用就显示出来。

　　暨南大学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常务主任陈恩教授认为，中央规划粤港澳湾区就是要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枢纽。广州提出建设枢纽网络城市，正是这个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广州应该主动推动整个湾区各个城市的深度融合，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南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地。

　　广州应该发挥高校与文化的优势

　　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看来，要建设的大湾区，首先是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者。“像旧金山、纽约、东京等湾区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尤其是旧金山湾区，它有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创新中心。”

　　他认为湾区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还有象征世界科技精神的硅谷都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密不可分。这些大学、科研机构吸引着全球优秀人才引领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所以湾区成为了科技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引领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这方面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但广州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陈广汉表示。

　　而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凤亮教授则认为，世界著名湾区都是优美的自然环境、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开放社会经济结构、国际化商业网络融为一体的城市群和都会区，在这样的都市圈中，往往由文化方式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他举例说，比如说硅谷就是创新、科技文化把创业者联结在一起，纽约是先锋文化和金融文化，东京是数字创意文化。“现在我们总是强调经济一体化，但经济融合背后是文化的支撑。”

　　李凤亮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都是广府民系，同说一种语言，深层次融合文化是最有条件的。而广州是广府文化的中心，如果强调软对接，广州发挥广府文化的优势就非常重要。

　　“文化是流动的，通过文化的流动、碰撞，激发民间文化创造活，广州充分发挥广府文化优势和对外来文化吸收功能形成一种粤港澳独特的创新文化，对提升大湾区文化能级是有很好作用的”。

　　李凤亮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的着力点是通过文化交融处理好湾区不同制度、规则的衔接，降低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阻隔和综合成本。在他看来粤港澳湾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征和优势，这种制度的多样性可以产生大的利益。

　　“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给珠三角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好处，起到带动作用，但两种制度与规则衔接不好就会产生摩擦成本。如果湾区文化交融先行，大家文化上有共识，经济上的合作就更加容易。”李凤亮认为，粤港澳湾区应该在敢于人先的广府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更加优秀的外来文化，形成一种创新创业金融 数字创意的新文化，大家就会同声同气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中国起到一个引领和面向世界“桥头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