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晚，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

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预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 车牌号是575，但愿能考575 -

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

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分？能考575分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

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

一直复习到晚上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

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

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

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女儿洗了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但我很着急，担心上考场时她已经疲倦了。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

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进入大楼，终于消失了。

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

一位穿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

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

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

- “胜利日”的“零分危机” -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

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

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

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

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

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 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

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

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

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祷告，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接下来的考试中去。后面要考数学和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