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该有今天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这句话来描述深圳过去的40年，在今天显得格外贴切。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奇迹似乎是从一片温柔乡中长出来的，以为一句“改革开放”必然便会诞生今日之深圳，却忘了生死压力、披荆斩棘，一路浸泡着血和泪，才是过去40年深圳的底色。

今日之深圳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但谁能想到，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桑基鱼塘、椰林稻海，是偷渡客冒死突围、纵使葬身大海也在所不惜的最后一道边界；

三十年前，这里还是走私者的天堂，“一切向钱看”导致纲纪废弛、欲望横流，是备受诟病和质疑之所在；

二十年前，这里正面临在土地、资源、人口、环境上的“四个难以为继”的阵痛，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都传出要把总部搬去上海，走向平庸仿佛是深圳难以避免的宿命；
十年前，这里正经受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等一波波浪潮的冲击……一天一个模样，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到了今天，一个世界级城市冉冉升起，“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话仿佛至今还掷地有声，如雷贯耳。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这位老人是否料到，他划的那个“圈”今天会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超级舞台？

彼时中国，正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

改革开放前夕，当时还叫宝安县的深圳附近，曾出现过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
这个消息一传开后，不光是珠三角，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

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堪称枭雄的香港老板。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时，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

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一群人伺机而动。边境的探照灯一次次在泥潭表面掠过，大家小心行事趁着夜色悄悄地下水。1977年底，邓小平在广东调研期间，当地官员曾向他汇报惨状：有70万年轻人试图偷渡到香港，约有一半人都在海中意外溺亡了。

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再多的公安武警都根本挡不住。

要知道，当时的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是强了不少的，依然挡不住逃港人的决心。所以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的危机倒逼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

深圳的今天，是很多干部“提着脑袋”干出来的

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往前闯，大家都不知道。

当时的小平已经深深感到中国过去10年耽误了不少事情，下一步要继续前进，除了要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以外，还得要有跨世纪的年轻干部。

邓小平很欣赏任仲夷，因此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面大旗，特别是考虑到广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小平就亲自点将，将年近65高龄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了广东。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

推动广东早期改革开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这套工作方法：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等上面领导点头才做，做什么事情看准先干了再报告；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住的，边做边报告，先上车后补票；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斩而不奏就算了，接受教训就行了。

改革总是从攻坚开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任仲夷非常厉害，他也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几段话在广东传颂得特别广，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这就是任仲夷非常著名的“三灯论”，非常厉害。

1984年，“三天一层楼”，深圳国贸大厦封顶

但在当时，其实闯改革的“红灯”同样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正好发生了福建的“晋江假药案”、广东的“潮汕走私案”。中央就开始拿广东的潮汕地区下手，把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给枪毙了。任仲夷也承担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他还是坚定不移的做好了“改革开放二传手”的角色
所以改革开放这一路走过来，共产党里面很多冲在前面的，像任仲夷一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真的是提着脑袋在干事的。如果没有这些人，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
复杂、敏感时期的惊险跨越

我是1985年去的广东新华社。从1985年、1986年开始，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共识已经开始破灭，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车，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闭的力量此消彼长，一个政治人物取悦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滥，很多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经济上由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在物价闯关期间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空前尖锐。

不到一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机，外部有欧美制裁，内部也处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

现在回头看，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小平的几句话：“这场风波迟早会来的。早来比晚来好”。那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大气磅礴和镇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国的很多关键节点没有这么一个伟人，真的扛不住。

再到1990、1991年，国内极左力量开始抬头，仿佛雷暴将至，乌云滚滚，接下来是黎明还是黑夜？谁都说不清楚。当时党内总结教训，认为“放”得太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反击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文革时的东西开始复辟，很多企业选择“带枪投靠”。整个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大概是1991年10月左右，中央终于开了风波后的一次全会，我看了公告后，觉得语言老套，波澜不惊，不由有些失望。没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电话。原来是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给我打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王啊，我是穆青，我过几天要来广东，主要是对广东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采访，至于写不写和写什么再说，你得陪着我。”

现在回头来看，穆青同志真是有着极高的新闻敏感度，他和小平几乎是前后脚到的广东，穆青是1991年12月中旬来的，苏联解体是12月25号，小平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1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
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内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很多人也在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甚嚣尘上。

那个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区的重点采访后，我们落脚顺德的顺峰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讨论稿子，突然接到电话，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打来的，他说，我们从珠海到顺德的这5天时间里，小平已经到了广东，而他负责全程陪同。

他还汇报说：小平此行本来是高度保密，但前两天已经被香港媒体泄露出去了。原来是小平去深圳的锦绣中华参观时，被一个有新闻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这个游客倒头过了罗湖口岸就以10万元港币的价钱将照片卖给了香港报社，这家报纸立刻刊发了头版头条独家新闻“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广东。

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负责整个接待流程。后来我们聊天时，他谈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小平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见各省大员时小平都在说：“书记大人们，你们要看就看广东，别学北方那群老爷，还要记住一点，不改革就要下台！”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直接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

以往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上都不发表讲话，但是1992年那次到广东时，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

句句力拔千钧。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小平最后这次四两拨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发春华”“于无声处听惊雷”，终于把中国这趟“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此后的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其中以深圳尤为突出，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干出来的，能有今天实属不易。

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

俗人按照常识做事，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深圳一路走到今天，除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之外，还有三大内在动力：
基因

为什么4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和文化有很大关系。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但最后都待不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

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深圳恰恰相反，现在深圳接近1700万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然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
生态

深圳密码的第二条，在于生态。

整个广东，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

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有求必应，无需不扰，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处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华强北和赛格集团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决心，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把100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合纵连横”，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不少，可谓雄心满怀，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便在最兴盛时，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没有起来，反倒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华强北。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当时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

同样地，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逐渐被市场经济淘汰。它们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地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后，变成了热带雨林的肥料。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

所以总结深圳40多年生长史，关键词之一是“生态”。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深圳生态的一部分。华为、平安、腾讯等支撑深圳的参天大树，同样也是这片生态中从无到有、逐渐成长起来的产物。

从大型国企到民企，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

人性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位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

尽管来路各异、生意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文化水平不高，从小就饱尝生活的艰辛。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

在他们身上，我总结出了人性的3大特点：贪婪、侥幸、虚荣。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的成功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

深圳的成功，归根结底背后的原动力，只有一个——同样是人性的力量。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

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完人，最后发现在这种道德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

华为与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创办华为前的任正非，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者。被公司除名下岗、清退走人，一脚踹到了体制外，彼时的任正非，妻离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对儿女跟6个从家乡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他创办了华为。

在华为起步时，任正非甚至连做什么都没有想清楚。倒腾减肥药、卖墓碑，这些跟如今的华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却是当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为“倒爷”的天赋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强混个温饱。
偶然一次，他开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农村通信市场赚到第一桶金后，他才决定走技工贸之路，扎根通信市场，最终使华为成为一家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

华为成功的秘诀，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对人性的激发和控制，贯穿了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

一位华为的高管曾对我说，华为是“同路人”文化，自然淘汰挑选，人走了不心疼，留下来的多是家境不太好的年轻人，华为内部称之为“一贫如洗，胸怀大志”。

伴随华为成长的路上，无数一贫如洗但又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改变了命运，成就了自我。华为在海外开疆拓土，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离不开对这批优秀年轻人的激励。
高额的海外补贴，回国之后升职加薪的机制奖励，华为的年轻人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实力积累到远超同龄人的大量财富，获得社会的认可。许多驻守海外的华为客户经理，年纪轻轻便是所在国权贵的座上宾，惯见三教九流，出入高端场合，这种价值感的实现，非一般的平台所能及。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领导所说：“华为不是培育出来的，是自己长出来的。”这种成长背后有其深刻的必然。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提供的历史机遇，任正非这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都将会有迥异于今天的人生际遇。除了企业家，人性还广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100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我在做记者期间曾深度调研其发展全过程，并最终写成了一部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

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远在内陆的青年们有足够的素材和想象力来编织自己的广东梦：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东南西北中，发财下广东”。他们背井离乡，绝非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

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们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是未来。

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香港商人们也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他们同样是来挣钱的。几年前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

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是二手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当地的农民大叔大妈租块地建厂房，不断扩大规模再生产，在中间吃水。

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一不小心就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

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只是俗人按照常识做事，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特区成立40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

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

这样的容忍让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这里面有太多听起来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

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推舟成就了深圳。

追因溯源，深圳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从“一个脑袋想问题”到“千万个脑袋想问题”的成功；不是少数商业明星、能人的光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

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这就是深圳。

结语：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1992年，第二次南巡时，在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88岁高龄的邓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一个老人而言，其劳心费神可想而知。

但邓小平讲述的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炉火纯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的话，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说过：“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一位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

这40年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社会和时代这把巨大的筛子，终于筛出了人才，是米是糠还是沙子，一清二楚，各归其位。

无需否认，这40年中依旧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但每个人头顶的天花板已经打破，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不管是政治贱民还是出身优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起跑线总归是一样的。

所谓的改革开放，其实真的就是出于常识，出于对人民的一种悲悯之心，出于为人民服务这个简单的道理，最后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找到了整个中国的发展之路。

而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伟大奇迹的背后往往都是卓绝的努力。
曾经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科斯，出过一本书《变革中国》。分析研究中国几十年，他得出的结论叫边缘突破。整个中国所有的突破，都是在统治最薄弱的环节、最边缘的部分，实现突破。

人也是这样的，有这么一群来自乡村、小镇的边缘人，都曾被看作废弃掉的人，只因父辈未能给他们留下余荫。但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么一个大时代中，他们从不相信神仙和皇帝，只信仰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群“光脚的孩子”，都有一种草根的力量，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先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后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周围朋友和员工的命运，最后他们改变了时代的命运。
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是深圳。

用几句话来总结改革开放、总结深圳，无非是“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而在这几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挡不住的国运”：

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一心想着逃离。这批人是“两国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

这批老兄都是聪明人，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

因此，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对中国的未来始终持悲观态度，况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
那段时间我去美国，在洛杉矶尔湾的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饭店里熙熙攘攘、烟雾弥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遇到好多“老熟人”，都是那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些躲在美国当寓公的通缉犯。

我刚坐下来，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我看那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
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是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经历巨变。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这批成功人士开始思考：到底哪艘船在下沉？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

40年过去，中国居然就这么走了下来，甚至走到了和“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直接对话的位置上，仿佛冥冥当中，真的有一种挡不住的国运在庇佑着中国。

在近期出版的《尼克松回忆录》中，披露了他1972年访华时写下的日记：

“必须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尼克松不愧是有着长远眼光与全球格局的政治家，他在近五十年前做出的预言，在今天逐一应验，而很多中国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今的中国确实面临着暂时的困难与危机，但我们只要不犯颠覆式的错误，“向前走，不走回头路”，坚持改革开放，能够光大改革开放的经验：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我相信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而深圳的崛起，不过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